自由思想十诫

一、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;
二、不要试图隐瞒证据,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;  
三、不要害怕思考,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;  
四、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,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,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,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;
五、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,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;  
六、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,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,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;  
七、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,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;  
八、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,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,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,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;
九、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,也一定要做到诚实,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;  
十、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,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。
——伯特兰德.罗素——

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

转:现任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申报的个人资产情况

现任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申报的个人资产情况
 
(2004年)五月十四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内部公布了现任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申报的个人资产情况,其"清 廉"程度,令人叹为观止。
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开始试行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纪委,近日下达了《关于国家公务员申报经济来源、资产公布的若干意见》文件,规定中央委员、省部级干部今年十月一日前试行;地厅级干部,明年七月一日前试行。

据悉,明年中共六中全会将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审议,再送全国人大,列入《公务员法》草案,待通过。

作为"示范",五月十四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内部公布了现任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、国务委 员本人资产情况,并附有说明:

(一)不包括配偶、子女;

(二)不包括国家分配的住房、原干部福利房;

(三)不包括有价物品(如字画)。

这次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的个人财产申报,是今年四月中旬进行的。资产来源、资产值,是截止三月底的申报数,资产来源包括薪酬、稿酬、国债券。

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申报的个人财产

以下是今年5月14日,现任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申报的资产情况。

胡 锦 涛:5万5千元;
吴 邦 国:10万元;
温 家 宝:4万8千元;
贾 庆 林:22万6千元;
曾 庆 红:7万6千元;
黄 菊:19万元;
吴 官 正:12万6千元;
李 长 春:14万8千元;
罗 干:2万8千元;
吴 仪:12万4千元;
王 乐 泉:15万元;
回 良 玉:18万元;
王 兆 国:18万5千元;
刘 淇:8万6千元;
刘 云 山:6万元;
张 立 昌:10万元;
张 德 江:15万5千元;
陈 良 宇:28万元;
周 永 康:12万元;
俞 正 声:14万元;
贺 国 强:16万5千元;
郭 伯 雄:6万元;
曹 刚 川: 8万8千元;
曾 培 炎:23万元;
王 刚:8万元;
唐 家 漩:7万元;
华 建 敏:25万4千元;
陈 至 立:21万5千元。

部份高官的"福利房"

以下是部分已申报资产的政治局常委、委员、国务委员调京后,在原任职期获分配福利房的情况:

吴 邦 国:上海襄阳路别墅一幢;

贾 庆 林:厦门别墅一幢;

黄 菊:上海襄阳路别墅一幢、青浦别墅一幢;

曾 庆 红:上海青浦别墅一幢;

李 长 春:大连、珠海各有别墅一幢;

王 兆 国:厦门、珠海各有别墅一幢;

回 良 玉:无锡太湖别墅一幢;

贺 国 强:厦门、重庆各有别墅一幢(近期已被迫上交);

华 建 敏:上海衡山路别墅一幢、青浦别墅一幢;

陈 至 立:上海宛平路公寓一层、青浦别墅一幢。
 
 

2009年9月8日星期二

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,加拿大是怎么答复的呢?

格吉勒图

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,加拿大是怎么答复的呢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------摘录


   (一),台湾并非加拿大所拥有的领土,所以加拿大没有权利承认台湾主权归属于谁。如果是加拿大所拥有的北极圈诸小岛与中国有争议,加拿大才有权力承认其归属。这是从罗马法以来的所有权法理,国际法当然也依此原则适用。
   (二),没有任何国际法理论使加拿大有"权力"承认、或有"义务"承认与它无任何关系的台湾的主权归属。中国要求加拿大做这种承认毫无道理。
   (三),即使加拿大承认台湾史中国的一部分,实际上并无任何效果和意义。因为加拿大国民、飞机、船舶要进入台湾,拿北京政权所发签证根本无效,还是要向台湾当局申请签证,承认其对台湾实效统治,这等于是立刻又以具体行为否认台湾史中国的一部分。
    (四),加拿大若在国际条约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依照条约必须履行的原则,加拿大势必派兵攻占台湾,负责把台湾交给中国,这是多梦荒谬的一件事。 
    (五),台湾如果的确属于中国,则北京政权又何必要求各国承认?例如,海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中国根本不必要求他国承认。反之,台湾若非中国领土,中国即使到处去要求他国承认,实际上也没有国际法效果。如果台湾是有纷争的领土,中国也应当去找与该领土有关的当事国交涉及承认才有国际法效果。强迫无关的第三国承认是毫无意义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加拿大外交部的回答让你不得不佩服......

原文: http://bracelet2705.blog.sohu.com/131230008.html?act=1252393375771#comment

 

2009年9月7日星期一

用贪官、反贪官

用贪官、反贪官

作者: orionhe

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。当他模仿曹操,作北魏的丞相而"挟天子令诸侯"之时,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。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,二人密谈三日三夜。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,史籍中并无记载。而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,是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,其中就有一段就说到二人的这次谈话,现为读者节录如下:
宇文泰问:"国何以立?"
苏绰答:"具官。"
宇文泰问:"如何具官?"
苏绰答:"用贪官,反贪官。"
宇文泰不解的问:"为什么要用贪官?"
苏绰答:"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,就必须给人家好处。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,那就给他权,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,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?"
宇文泰问:"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,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?"
苏绰答:"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,所以,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。那么,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。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,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,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?"
宇文泰恍然大悟,接着不解的问道:"既然用了贪官,为什么还要反呢?"
苏绰答:"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。要用贪官,就必须反贪官。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,才能巩固政权。"
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,兴奋不已的说:"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。"
苏绰答:"这有两个好处:其一、天下哪有不贪的官?官不怕贪,怕的是不听你的话。以反贪官为名,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,保留听你话的贪官。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,巩固你的权力,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。其二、官吏只要贪墨,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。他敢背叛你,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。贪官怕你灭了他,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。所以,'反贪官'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。如果你不用贪官,你就失去了'反贪官'这个法宝,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?如果人人皆是清官,深得人民拥戴,他不听话,你没有借口除掉他;即使硬去除掉,也会引来民情骚动。所以必须用贪官,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,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。"
他又对宇文泰说:"还有呢?"
宇文泰瞪圆了眼问:"还有什么?"
苏绰答:"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?"
宇文泰一惊,这却没有想到,便问:"有何妙计可除此患?"
苏绰答:"祭起反贪大旗,加大宣传力度,证明你心系黎民。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,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,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,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。你必须叫民众认为,你是好的。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,不是你不想搞好,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。"
宇文泰问:"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?"
苏绰答:"宰了他,为民伸冤!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。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,而得搜刮民财之惠。总之,用贪官来培植死党,除贪官来消除异己,杀贪官来收买人心,没贪财来实己腰包,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。"

 

http://jinpaiclub.com/index.php?id=20965

2009年9月2日星期三

龙应台:巨人你奔往哪里?

龙应台:谁,不是天安门母亲?

龙应台:谁,不是天安门母亲?──献给丁子霖

文章摘要: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,或者应该倒过来说,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,不可能真正富强。回首五十年,一整代菁英被「反右」所吞噬,又一整代被「文革」所折断;「June Fourth」,又清除掉一代。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,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。一路抛弃宝藏,巨人你奔往哪里?



作者 : 龙应台,

十五年前,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,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,走了三个广场: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、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、莫斯科的红广场。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。

为了纪念「五四」运动七十周年,我来到北京。清晨时刻,雾,还锁着昏昏的建筑,覆着疲惫的人群,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,像秘密无声的山谷。

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,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,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。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,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;一九一九年的呼喊,「要民主,要科学,要国家富强」,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: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!」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,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──

没有人想到,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、坦克的震动,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。

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,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,高举着拳头,要求开放边境,要求民主自由。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,德国人走在街上,脸上有血色的愤怒,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:天安门的屠杀,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?

我到了柏林城外,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。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,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,看起来安详静谧。但是在广场地面上,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,白白的一片。我走近去看,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,四肢呈「大」字打开,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:「天安门,六月四日」。

又过了几个月,我在莫斯科的街头。成千上万的人,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,母亲推着婴儿车,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,大声呼喊:「自由!自由!自由!」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,用各种文字写着:「我们不要天安门!」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,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,紧抱着枪,全神戒备。

我怀孕的那一年,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;苏联帝国轰然解体。事后,我们知道,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,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「天安门模式」来保住政权。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,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,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,两个城市的领导人,在最紧迫的时刻,按住了枪口。

柏林围墙崩溃前夕,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,譬如说,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,是否还是一律「格杀」?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,「当时,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:天安门发生屠杀时,你是站在哪一边?站在人民这一边的,就是对的。这么一想,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」

北京的天安门,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、分辨真假的测谎器。

是的,你可以说,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。

2

十五年之后,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,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,从美国留学归来,在香港公司任经理,用英语说,「June Fourth?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!」

中国的「进步」,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: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「June Fourth」一无所知的人。或者并非一无所知,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,就是说,没有镇压,就没有今天的进步,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。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,「June Fourth」屠杀则根本不存在。历史的杀人灭迹,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、特别有效。

中国在「进步」,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,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。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,民权观念悄悄萌芽,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。二○○八年的北京奥运、二○一○年的上海世博,还没有发生,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,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。

然而有多少人看见,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?

「June Fourth」的镇压,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。诗人、作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经济学者、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……,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、最细致的心灵,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,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,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。

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,或者应该倒过来说,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,不可能真正富强。回首五十年,一整代菁英被「反右」所吞噬,又一整代被「文革」所折断;「June Fourth」,又清除掉一代。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,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。一路抛弃宝藏,巨人你奔往哪里?

或者说,「June Fourth」被放逐的是少数,而且中国大,人才无数,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。

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,也是要乾枯的,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,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。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「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」时,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,然而只要镇压「June Fourth」的道德逻辑还在──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,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──那个制度就不存在,人才也无从焕发;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,锁住整个社会结构,让自由的心灵、爆发的创造力、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。

高楼越来越多,道路塞满了汽车,商场人头钻动,飞弹战机精良耀眼,奥运世博国威赫赫,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,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:第一、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?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?第二、它是可长可久的吗?没有「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」的保障,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、对异议的容忍、对强权的反省、对法治的尊重、对人道的坚持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,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……,缺少公平正义、缺少温柔力量、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,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?

「June Fourth」屠杀,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,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。伤口一天不痊愈,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,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,不会真的远大。

3

十五年过去了,谁看得见这个伤口?

国际看得见。

一九九四年,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。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,几乎开不成课。我们很纳闷,几经推敲,找出了原因:九四年进研究所的,大致是一九八九、九○年间进大学的人。天安门发生屠杀后,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。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,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。

十五年来,欧洲人忘了「June Fourth」吗?中国的市场,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「崛起」,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?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,让人民看见,譬如说,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,但是镜头删掉的,是法国文化界、知识界、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。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,但是尊敬?对不起,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;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,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,不是市场或武力,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。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,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,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。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,不在于市场之大,国土之广,人口之多,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。

「June Fourth」使中国的道德破产。

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,还有台湾人,还有香港人。

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:为什么用「血浓于水」的「民族大义」跟台湾人讲不通?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,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?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:台湾人抗拒,香港人挣扎,和「June Fourth」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。

对于香港人而言,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,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。二十三条带来恐慌,难道和「June Fourth」的血腥记忆无关?对于台湾人而言,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「民族大义」、「血浓于水」,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,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?

「June Fourth」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,理性的丧失,人性的沉沦,只要一天不平反,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。带着这样的「黥面」,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「统一」、谈「爱国」?简单地说,你,如何让人相信?这个沉重包袱,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,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「概括承受」的,不是吗?

如果有人以为「June Fourth」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「不成气候」的民运分子的事,关系不大,那就真看错了。「June Fourth」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、道德的试金石,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。北京政府如何对待「June Fourth」,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,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。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「June Fourth」的文章中有一句话:「『June Fourth事件』必须平反,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。」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,两岸的对峙,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,台独不是问题所在,真正核心的症结──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──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,而「June Fourth」,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、无时暂忘的指标啊。

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,我们是目睹过的。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。四十年中,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,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,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;四十年后,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,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、所折磨。

「June Fourth」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;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,让它在温柔中愈合?还是继续掩盖,让它在缄默中溃烂?

4

今天,二○○四年六月四日,晚上八点,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,追思「June Fourth」的亡魂,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。在我胎中时,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,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,不同的语言──德语、俄语、汉语,却发出一样的声音:「民主自由!」而如果孩子说,「母亲,我有自由啊,『June Fourth』和我没什么关系」,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:

孩子,你是否想过,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,是因为在你之前,有人抗议过、奋斗过、争取过、牺牲过。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,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,也没有人会在意。我相信,唯一安全的社会,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,否则,我们都会在危险中、恐惧中苟活。

对于那些死难的人,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;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、创造心灵自由的人,孩子,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。

为了你,孩子,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,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,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,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告诉我,谁,不是「天安门母亲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