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思想十诫

一、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;
二、不要试图隐瞒证据,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;  
三、不要害怕思考,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;  
四、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,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,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,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;
五、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,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;  
六、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,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,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;  
七、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,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;  
八、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,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,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,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;
九、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,也一定要做到诚实,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;  
十、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,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。
——伯特兰德.罗素——

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

愚昧的大多数

愚昧的大多数

 
我们把中国的现实比喻成一个人吧,他身着漂亮的新衣,旁人啧啧称叹,一个小孩说:"哎呀,那衣服上有块污渍。"旁人立即斥责他:"愤青!"

我也偶尔发几句牢骚,表达对现实的某些不满,但每次总是立即招致围观群众评语:"愤青!"

在中国,如果你眼睛好,嘴巴大,随时会堕落为"愤青"。更要命的是,即使你什么都不说,但只要看那个说出真话孩子的眼光中暗带赞赏,还是会被为人善良、心态平和的人们打入另册。

本来呢,按照法律的解释,政府是我们"雇佣"的,我们每个人都有批评它的权利。但别人家批评政府那是行使公民权利,我们家批评政府那就是遭人唾弃的"愤青"――这还算程度最轻的,稍不留神,就会遭遇全世界首创的"诽谤政府罪",还能享受天外飞仙般跨省缉拿的礼遇。

这说明了两个问题:第一,我们的政府很强大,是威武之师;第二,我们的人民很善良,是正义之师。

鲁迅说过:"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"但经过跨越数十年的精心灌输,我们终于认定有那么一些人,在过去是"中国的脊梁",在现在是不知好歹的另类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批判社会的职责,但在中国,因为某种洗脑和某种高压,知识分子大多只能批判群众或者同行。偶尔露点峥嵘,不但政府不高兴,群众还不乐意。群众不太有胆量说学者的坏话,但对学者的追随者,那是决计不会客气的,"愤青"二字凝聚着幸福群众对这些人的无限鄙弃之情。

不过我总觉得,"愤青"的帽子不是谁都可以戴的。那些叫嚣着要杀到东京去的,是愤青;那些宣称要抵制日货的,是愤青;那些强烈要求把日本女人全部强奸一遍的,是愤青。反观那些批评政府,揭露黑暗,激浊扬清的人,并不打算杀到某京去,不会瞎抵制某货,更没能力把某国女人全部宠幸,所以他们非但一点都不愤,相反他们还站在愤青的对立面。

总有人疑惑,罔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,吃饱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,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?照我的理解,那些对现实冷嘲热讽的人,虽然开口闭口都是别人怎么好,我们怎么差,但骨子里其实是真正希望这片土地好的人。就像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里说的那样,魏晋时代本是崇尚礼教,但很多人以礼教为名多行不义,嵇康阮籍等人觉得他们"亵渎了礼教,不平之极,无计可施,激而变成不谈礼教,不信礼教,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,至于他们的本心,恐怕倒是相信礼教,当作宝贝"。有人喜欢举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旗帜,干些渺小卑劣错误的事,那些信奉正义的人,反而不知道举什么旗帜了,只剩下些风凉话。

这段时间我在重读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王小波说:"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,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,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?"大学我曾经把这本书翻烂了,但注意的始终是王小波的文字风格,不少文章的意思始终不得其门而入,那时我常想:"老子天天有说不完的话,同学也天天有说不完的话,跟女同学更是恨不得天天情话绵绵到天亮。谁沉默了?"后来慢慢我才发觉,身边确实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,包括自己在内,从来都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。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言语的权利,因为有人给我们安排了发言人。

现在有了互联网,普通人终于能够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了。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,很多人的话,无论腔调、口吻还是内容,居然跟灌输者的人同出一辙。而且,他们的话并非违心之语,在思想上他们站在和灌输者一样的高度。他们不再沉默,他们开始附和。

原来,我们不但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,还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。隔三岔五地天上会掉下些思想、主义、理论、精神及重要讲话,我们不需要去思考,认真践行即可。所有人都禁止东想西想的,"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,就是最大的爱国。"

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:"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: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,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。"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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