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

九十年

梁文道 

「学生们不畏逮捕，坚持斗争，街上讲演的人不断增加。最后到六月四日，政府已关押了1150名 学生。……面对这种武力报复的威胁，学生们不但没有屈服的表现，反而增强了讲演的活动。六月五日上午，在街头讲演的学生已达五千多人。每个街道、胡同、公 园、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。他们站在木箱子上慷慨陈词、声泪俱下。北京当局已不能再逮捕更多的学生，只得驱散那些为学生们的讲演深为感动的听众。」

「在大逮捕的高潮中，全市大部份学生显示了决心和作好了进监狱的准备。他们身背被褥，准备在拘留所里安身。警察往往被学生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化，变得对学生同情 起来。当上司看不到时，他们就让学生到旁边街头去讲演，说道：『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，但是不想惹麻烦，请往那边走一点』」。

「教员们也前来援救学生，送来了食物和毛毯。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八名代表，其中包括汇文大学的一名美国教授，冲破阻挠来到学校监狱慰问被捕学生。……学生监狱中的惨状一经在公众中报道，立即引起了一场抗议政府的风暴。各团体组织……代表及个人代表数百人，前往监狱，慰问被困禁的学生，向他们提供食品和其它援助。但是对所捐助的钱，学生们都拒绝了」。

「六月四日下午，上海学联在收到从天津发来的有关北京大逮捕的电报后，立刻掀起了更强大的争取工商界支持的运动。他们火速散发了载有这一消息的新闻号外、标语和传单。晚上七点以后，街上到处都是头戴白帽的学生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」。

然后，「六月五日早晨，罢市果然开始了，天刚破晓，学生们就已开始上街演讲。早晨，整个南市区的商店都没有开门。运动迅速扩展到相邻的市区。上午八点左右， 法租界周围街道两旁的商店参加了罢市，约一小时后扩展到法租界。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之间，又扩展到公共租界内的英美租界区。罢市像野火一般继续向闸北蔓延， 中午时分遍及了全市，随后又扩展到郊区。各种店铺、包括娱乐场所和饭馆都关了门，只有一些外国商店例外。这就是说，在几小时内，一个拥有153.85万人口的城市被临时安排、仓促组织的商业罢市所席卷，以支持1.3万名罢课的学生」。

「商人罢市使整个城市呈现一片凄清，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。……但上海并没有变得人走城空，相反，在街头聆听学生们讲演的人越来越多。全市各个商店的门窗都贴上了白纸标语，上面写�这样的口号：『商学一致，速起救国』、『还我自治、释放学生』、『不惩卖国贼不开市』」。

余生也晚，一直要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，才读到周策纵先生在1960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经典《五四运动：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 （The May Fourth Movement：Intellectual Revolution in Modern China）。当我看到上面这一段干净简洁、绝不煽情的文字时，竟不禁悲从中来，眼泪不住，一个人在夜里图书馆的小桌上低声哭泣。多年之后，我和大陆一些年轻朋友谈起这段文字与自己当时的反应，他们明白我说的道理，但显然不能体会其中的苦涩。

其实那也不纯然是苦，而是时空压缩在纸页上所生的恍忽；历史对我们开的玩笑，表面重复，原来是变奏；巨大的渴望使我们相信一切美好「就立刻要实现」，但却在瞬间溃散灰飞。我甚至怀疑在另一个平行的空间有另一种现实：

「就像当初迫不及待地逮捕和关押学生那样，政府现在又急切地想摆脱学生。六月七日，四名教育部人员作为『非官方代表团』到拘留所说服学生离开，但没有成功。第 二天政府又派了一个两人『劝慰代表团』，其中一个是国务院秘书。他们向学生解释，政府承认犯了错误，表示歉意。警察也表示了歉意，并派汽车到学校门口。许 多社会组织派了几千名慰问代表，他们在政府和学生之间进行调解」。

「只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自愿关押的学生才于六月八日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走出学校监狱，前去参加同学和市民为他们举行的热烈的群众大会和欢迎仪式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