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年前，我的几个熟人开办企业，所谓小炼钢厂，生产建筑用钢筋。资金不足，他们就偷工减料。到了赚到了第一桶金，按理说可以改善设备、提高质量了，可他们却并不做此考虑。在中国，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，他们不把心思放在技术开发、信誉培育上，只一味地造假，因为造假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利润，有利润先捞。坊间有个词，叫"做赶"。问为什么要这样？答曰：谁知哪天政策变了呢！
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早在上世纪初，一个叫秦仲义的，就是一个反面教材。这个老舍《茶馆》里的实业家，兢兢业业办实业，把钱全投到他的工厂里，到头来报尝给他的却是破产。他喊道："拆了！我四十年的心血啊，拆了！别人不知道，王掌柜你知道：我从二十多岁起，就主张实业救国。到而今……抢去我的工厂，好，我的势力小，干不过他们！可倒好好地办哪，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！结果，拆了，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！全世界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？我问你。"他愤然总结："有钱哪，就该吃喝嫖赌，胡作非为，可千万别干好事！"
有人把中国人的问题归结为缺乏宗教信仰。确实，用鲁思・本尼迪克特的概念，中国也属于"耻感文化圈"。相对于"罪感文化"而言，中国人的世界里确实缺乏上帝审视的眼睛。但是即便是"耻感文化" ，如日本，也是有另一种眼睛的，那就是公众的眼睛。罪恶被公众所看到，就是"耻"，就不敢做，行恶者至少应该闪避公众的审视。可是中国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因为他们连生长"耻"的土壤都没有。这土壤，就是秩序，保障这秩序是政府的职责。可是在中国，却没有这样的政府。明白地说，中国人没有值得信任的政府。没有神的依靠，希望有人的依靠，但是却也依靠不得。
旅日作家邱永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：如果问中国人："你爱国吗？"他们一定会回答："爱。"奥运会上，中国运动员夺得了胜利，无论是大陆人，还是台湾人，就连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华侨，都会欢欣鼓舞。但是如果问他们："你信任自己的政府吗？"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摇头。中国人历来没有遇到可依靠的政府，在刘震云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中，倒是侵略者给了他们这种依靠。1942年到1944年间，河南发生大旱灾和蝗虫灾，饿死者300多万，国民政府袖手不管，任百姓自生自灭，倒是开进河南灾区的日本侵略军把自己的军粮发放给中国灾民。文中写道："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，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。当然，日军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，有政治阴谋，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；话说回来，我们自己的政府，对待我们的灾民，就没有政治阴谋吗？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。""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？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？我们选择了后者。"
一个不能保障国民的政府，等于没有。实际的情况还不仅如此，国民政府不仅不救百姓，课税和公粮还照收不误。不仅不保护，还欺压。早在1918年，胡适就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你莫忘记》，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了他的愤怒：
我的儿，我二十年教你爱国，──
这国如何爱得！
你莫忘记：
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，
逼死了你三姨，逼死了阿馨，
逼死了你妻子，枪毙了高升！──
你莫忘记：
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，
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！
是谁烧了这一村，──
哎哟！──火就要烧到这里了，──
你跑罢！莫要同我一起死！──
回来！──
你莫忘记：
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：
亡给"哥萨克"，亡给"普鲁士"，──
都可以，──
人总该不至──如此！──
倒是"亡"，能给中国人生路。国不亡，我流亡。闯关东，走西口，飘洋过海，即便在自己的家乡，也不做长期打算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人是一帮"亡国之民"。在这种"亡民"心态下，唯一能让他们有安全感的，就是钱。政府不能指望了，就自己指望自己，自己救自己，用钱来保障自己的生存。
有人会提出疑问：那些捞钱的人，往往是财富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生存所必须，可是他们仍然贪得无厌。要知道，一个流亡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；一颗没有安全感的心，是永远无法用物质填满的。物质的深渊可以用物质填满，心灵的深渊无法用物质填满，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。这使得他们的索取成了病态的饕餮。何况他们也真需要钱呢，那些压在他们头上的权贵，财富指标也在不停地攀升。权贵们占有的社会资产越多，剩给他们的份额就越少。权贵们欲望之口越开越大，如何满足得了？他们只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钱。他们不仅必须用钱打通官僚办事，还必须寻找政治靠山。有钱无权，再多的钱也可能飞灰烟灭。有的人干脆取了个"红帽子"戴上。
其实在中国，谁有安全感？即便是权贵，他们又哪里有安全感？他们不知道自己哪天会突然被推翻，一旦下台，就再没捞钱的机会了，甚至还可能沦为阶下囚。所以要趁着大权在握时能捞则捞。在一个集权社会，谁都没有安全感，谁都没有生存的余裕。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不可能心灵不黑暗。大家都怀着一颗黑暗的心，有权者捞，没权者偷；你盘剥我，我挖墙脚；该出手就出手，栽了认倒霉。甚至大家已经习惯于这种游戏，不知人的尊严为何物。在这种情况下捞到的钱，当然要全归己有，一如抢来的政权，当然不能松手。即便我自己糟蹋，也不给别人。有人问中国的富豪为什么不热心公益事业？怎么可能？许多人把中国人对钱的饕餮，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贪欲相类比，其实未必是一回事。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，许多问题只能雾里看花。
这样的饕餮心态甚至带到了国外。虽然政府变了，制度变了，社会变了，但他们的心态仍然没变。当初流亡国外是求生存，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精明，他们生存下来了，很多还发达了，成为有钱人。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，仍然是金钱的饕餮之徒。即便他们的财富一生也难以消化，他们也要传给自己的子孙，子子孙孙，千秋万代。当然个中也有原因，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国家，他们仍然没有安全感。华人成功，绝大多数只是商业上的成功，他们很清楚，这不足以保护他们，他们没有政治权利，他们的政治权利在自己的国家，可是自己的国家不给他们权利。这是他们的无奈。有的即便入了所在国的国籍，也仍然是华人，仍然被打入另册。怎么办？他们必须用钱铺向通往政治的路。这几乎成了通行的法则。
《贿赂：华人的商业模式》的作者Lisa Bergson女士，几经碰壁，在她第四次前往亚洲时，她开始学习亚洲的经商手段。她说：在亚洲从事商业活动最难的事情就是必须学会贿赂，因为贿赂是亚洲的生活方式之一。尽管美国制定有《外国腐败行为法》，严厉禁止在商业中从事腐败活动，但他们也默认了这种贿赂。在台湾，商业界人士将这种商业行为中无所不在的贿赂称为"华人的商业模式"。在华人世界中，新加坡华人是唯一例外的，新加坡一位商业界人士说，新加坡人太诚实，这使得他们在中国人商业圈里吃不开。在东南亚，无论是泰国，还是菲律宾，还是印度尼西亚，那些污职新闻中，往往都有华人的身影。这也使得华人成为众矢之的，为所在国人所忌恨。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屠杀华侨事件，值得愤慨，但也不能不正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：长期以来许多华侨为富不仁。他们不幸，但并非无辜。
如果说，这些华侨还是以所在国为家的，身家押在当地，那么那些没有滞留身份的中国人，他们就更是肆无忌惮了。反正不是自己的家园，也不忌惮人家骂自己的国家，只管一味乱搞。出事了，大不了逃到别的国家去，屁股挪个地方，再继续搞。唯一能随身带走的就是钱，唯一的目标，也就是搞到钱。
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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